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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單兵突進”后,新律師法“梗阻”何處

    時間:[ 2008/10/8 9:24:41 ]   瀏覽:[ 14453 ]次

    四個月了,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、律師實施新律師法的過程中,遇到了哪些困難和問題?如何消解?9月25日至26日,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、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聯合主辦了“檢察機關貫徹執行新律師法研討會”。來自上海、重慶、廣州、成都等地司法實務界和理論界的專家學者80余人參加了研討。

      實踐:嘗試預約閱卷和預先審查證據

      新律師法實施近四個月了,有的地方對新律師法的效力仍持懷疑態度,有的地方積極貫徹落實。對此,四川大學教授、博導龍宗智認為,新律師法的實施的確增加了偵控難度,但是新律師法的效力沒問題。

      他說,持懷疑觀點的人認為,全國人大制定的刑事訴訟法是基本法律,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新律師法是非基本法律,基本法律效力優先!拔覀儜摪颜麄法律規范看做一個規范體,新的規范應該優于舊的規范,即‘新法優于舊法’。另外,我國根本就沒有‘基本法’和‘非基本法’之分,在立法法意義上,只有憲法和法律、行政法規等之分。所以,不能認為人大制定的法律效力高于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,他們都是國家制定的法律,效力應該是平等的”。

      “應該看到,律師法的修改是刑事訴訟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,是大勢所趨;律師法的修改可以推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;在我國刑事司法體制、應對機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,實施律師法還有諸多困難,偵查部門可以積極探索、改進偵查方式,總結經驗!饼堊谥钦f。

      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副局長王利民認為,提高偵查能力可以采取各種措施,比如加強首次訊問工作,鞏固訊問成果;實現辦案中心前移,加強外圍證據、間接證據的收集;轉變“由供到證”的模式,利用偵查一體化機制,整合辦案力量,快速查辦;加強反貪信息情報工作;加強監控,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串供、翻供,防止律師妨害訴訟,證人翻證、作偽證;公訴工作前移,適時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等。同時,檢察機關也應加強與律師的溝通,尊重和保障律師依法執業。

      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檢察長夏陽說,該院在實施新律師法的實踐中,作了很多探索,實施新律師法不能打法律擦邊球,“為保障律師閱卷權,我院采取了多種措施。在受理案件時,公訴部門無法知曉犯罪嫌疑人是否聘請了辯護人,以及辯護人的聯系方式,公訴人無法主動將受理情況告知辯護人。這導致辯護人對案件‘是否進入審查起訴階段’不了解,影響閱卷權的行使。為此,我院公訴部門設立了案件查詢專線話,建立了查詢登記、預約閱卷制度,并將電話向社會公開!

      據夏陽介紹,在該院,律師接受當事人或其近親屬的委托之后,可以撥打“專線”。查詢案件是否受理及承辦檢察官的辦公電話。如果案件已經受理,律師可以直接提出查閱案卷的要求。對此,該院會作出登記,同時告知辯護人將在接受其閱卷要求后的次日起5個工作日內安排具體閱卷時間。

      “我院也有類似的做法”。廣州市白云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志軍說,白云區檢察院制定出臺了《律師閱卷須知》,明確規定了閱卷的時間及方式、閱卷時需遵守的義務等事項,同時建立了閱卷登記、律師意見入卷等制度,使閱卷程序公開、透明,有效保障了律師閱卷權的實現。

      “我院著重在提高偵查水平,保障案件質量方面下功夫!睋貞c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介紹,該院探索建立了“預先審查證據”制度,即在公安機關將刑事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前,檢察機關指定公訴人員預先對刑事案件證據等進行審查,以促使公安機關及時對瑕疵證據進行完善。預先審查證據的案件范圍是有管轄權的所有刑事案件。預先審查證據的程序是,公安機關在擬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前15日,將證據材料及訴訟文書裝訂成冊移交檢察院預先審查。在預先審查后的7日內,檢察機關指出哪些證據存在瑕疵(如言詞證據缺少偵查人員簽名、辨認筆錄無辨認人簽名等),公安機關及時予以排除或補強,使每個證據在移送審查起訴時都能夠達到庭審證據的要求。實踐證明,這一制度基本上杜絕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證據存在瑕疵。

      難點:證據不開示 “有效指控”難

      新律師法實施并非一帆風順,許多難題浮出水面。

      王利民舉例說,根據新律師法,律師可以掌握檢察機關收集的證據,但卻沒有“證據開示”的義務,可以在庭審中搞“突襲”,這可能會造成訴訟的遲延。

      毛建平認為,新律師法解決了“有效辯護”的問題,但是沒有解決好“有效指控”的問題。目前,檢察機關的刑事偵查手段、設備比較落后,遠遠達不到“有效指控”的要求!邦A先審查證據制度”的執行凸現了檢察機關的無奈。在某種程度上,檢察機關充當了預審部門,這無疑使本來就任務繁重、人員不足的公訴部門雪上加霜?梢哉f,新律師法的實施增加了訴訟成本。

      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研究室主任候諾海提出,根據新律師法,律師會見不需要批準,只要憑“三證”就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。立法的本意是想破解“會見難”問題,但是新律師法實施后,在有的地方,律師會見遭遇了“尷尬”???看守所依據刑事訴訟法,要求律師會見前先要獲得批準,而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則嚴格執行新律師法,不用批準,結果一些律師的會見權無法實現。

      另外,由于沒有明確規定,檢察機關對律師復印案卷材料無法收取費用。即使以后可以收取費用,也要開具發票,安排場地、機器、人員等,增加了人力、物力的投入。這對偏遠地區經濟上本來就困難的檢察機關而言,可能是個沉重的負擔。

      “在閱卷過程中還產生了一些問題!毕年柦舆^話茬說,怎樣防止閱卷過程中發生涂改、撕頁、加頁等行為,保護案卷材料的安全?律師閱卷是否可以不受次數限制,在沒有查閱清楚的情況下,多次要求閱卷怎么辦?對于犯罪嫌疑人較多的共同犯罪案件,在每名犯罪嫌疑人均聘請了辯護人的情況下,該如何安排其閱卷呢?

      “我們院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。像檢察委員會討論記錄、部門內部討論材料、舉報人的材料、領導批示等形成的內卷材料,是否屬于律師查閱、摘抄和復制的范圍?如何解決,是個難題!彼拇ㄊ〕啥际薪鹋^檢察院研究室主任王燕說。

      重慶市公安局法制處副處長蔡碧茂坦言,公安機關在警力、辦案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,執行新律師法會影響偵查工作的順利完成。此外某些案件信息的泄露,導致了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外逃、藏匿,從而給偵查中深挖余罪、擴大戰果增加了困難。

      陳志軍補充說,新律師法施行后貪污賄賂“零口供”案件增加了,這給檢察機關帶來了工作困難;同時,“我們辦案中的感受是,律師行業的內部制約機制不規范,讓一些人鉆了空子”。

     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、博導孫長永認為,新律師法實施過程中的問題需要認真總結,特別是一些典型案例。希望學術界要宣傳律師的權利;公檢法三機關要積極保障律師的權利;律師要規范自己的職務行為,積極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幫助,希望通過律師法的實施,帶動刑事司法的民主化、法治化。

      期待:盡快出臺細則增強可操作性

      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在實施律師法過程中面臨的難題,如何解決。

     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秘書長里紅說,此次律師法修改沒有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配套進行,給人一種單兵突進的感覺,建議加快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步伐,希望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也進一步加強溝通和交流,共同解決問題,促進新律師法的實施。

      陳志軍認為,在保障律師執業的前提下,有必要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,賦予檢察機關對關聯案件的偵查管轄權,明確技術偵查、誘惑偵查等措施的使用范圍、條件、程序及效力;增設強制證人作證制度、保護制度和豁免制度以及律師向檢察機關證據開示制度。明確規定律師閱卷“案卷材料”的范圍,像公訴部門內部的工作材料(一般是檢察副卷),包括審查終結報告、退查提綱、舉報人材料、檢察機關內部的案件討論筆錄等不屬于律師查閱的范圍。

      陳志軍的觀點得到了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、陳勝才的贊同。他們從檢察機關自身方面,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???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定期互派人員相互交流學習,以促進公訴人員與偵查人員在偵查意識和審查證據意識上互補,共同提高辦案質量。他們還建議要強化初查工作,不要盲目立案,不主張初查偵查化,建議搞偵捕訴一體化。如果試行證據開示制度,應在被告人認罪的前提下,由法官主持,以確保程序公正。

     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潘金貴也同意建立證據開示制度。他說,辯方掌握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卻不向控方開示,是訴訟不公正的表現。訴前證據交流很重要,值得研究。

      對于律師會見權的范圍應予控制。律師會見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具有積極意義,但是過早介入偵查,對偵查的妨礙還是很明顯的,關鍵是要規范會見權的范圍。

      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調研員龔比的觀點是,司法行政部門或律師協會應統一制作規范的“兩證一書”,統一格式,統一編號,且“三證”上應有類似稅務發票上的統一編號和防偽標記,以便于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“兩證一書”的審查和對有違法行為的律師進行追查。

      對新律師法的規定與現行辦案機制和監管體制相脫節和沖突的地方,建議在全國人大或最高司法機關出臺新律師法具體實施辦法之前,由地方公檢法司等部門聯合制定貫徹執行新律師法的規定,以解決貫徹新律師法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。

      蔡碧茂和重慶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刁太國認為,會見權是法律賦予律師的權利,但是這種權利的行使應該受到限制,比如對于重大的職務犯罪案件、重特大的經濟犯罪案件、重大涉黑犯罪案件、重大毒品案件、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等,應設定會見的等級。建議有關部門盡快出臺配套規定,明確規定律師、偵查機關、犯罪嫌疑人、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,從而保障訴訟的正常進行。

      文稿統籌:歐陽海靈艾永強圖片攝影:周明均趙杰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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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孫師泰(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檢察院檢察長):我院加強了檢警之間的協商合作,這是順應新律師法的一種舉措,我們對檢警資源重新整合,加大了控方力量,以降低訴訟風險,夯實起訴的證據基礎。

      建議推進司法改革,建立和推行證據開示制度,為控辯雙方開通證據交流的平臺。

      刁太國(重慶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):我想說的是證據開示問題。一直以來,該制度都是單向性的,從來都是要求檢察機關向律師證據開示,律師卻無此義務。律師法修改以前,律師希望實行證據開示,但檢察機關不愿意,新律師法實行后,檢察機關希望律師開示證據,律師反而不愿意開示了。這個制度的建立不應存在障礙。

      候諾海(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研究室主任):我院在保障律師閱卷權方面投入巨大:設立了專門的閱卷室,購置了復印設備,安排專人提供案卷材料的免費復印服務,將保障律師閱卷權落到了實處。

      牟軍(西南政法大學教授、博導):初查收集的證據如何采信?按照現行法律,初查獲取的證據不是嚴格意義上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。但我認為還是可以采用的,前提是不能采取超法律的手段。

      李昌林(西南政法大學教授):偵查機關應當成為輔助起訴的一個機關,偵控體制應向大控方格局轉變。

      高一飛(西南政法大學教授):實施新律師法,不是一家就能完成的,需要公檢法等各機關的密切配合,同時也還需要立法配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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